创新需要厚植沃土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各项工作，希望广东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改革开放，为全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努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走在前列。恰逢此时，我参加了全省党外第14期中青班学习，并赴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进行了异地教学。去年盛夏，我还参加了我市组织的赴复旦大学创新发展能力专题学习班。于此，对创新的话题有了一些个人的思考。

在去年奥运会上，中国的乒乓球再次包揽了4金，而篮球和足球再一次与奖牌无缘，男足甚至连入门券都没有拿到。究其原因，我认为氛围和土壤是重要因素。乒乓球台在中国公共场所随处引见，篮球场则很少对外免费开放，足球场更是少之又少。正是有了这么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才能成为乒乓球人才的储备库、乒乓球运动的创新者，中国队才能位列于世界乒坛的巅峰。试想，如果我们对待创新能像推广乒乓球运动一样，夯实发展的土壤，我相信中国的创新发展定会有无穷的动力和潜力。

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沃土，才能支撑起创新发展这棵大树呢？个人认为，两个方面环境不可或缺。

一是自由、包容、理性的社会环境。

创新发展需要自由的空间。有人说，美国真正担心中国的并不是GDP的增长，而是北京中关村的咖啡店。因为那里每天挤满了人，喝着咖啡，谈论着创新、创意、创业的话题；因为他们知道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都是从小公司开始起步，出道之前同样是大学城咖啡店的座上宾。在营造创新发展的自由环境方面，许多一二线城市力度很大，上海也在2015年成立了众创空间联盟，市科委拿出专项资金补贴联盟成员单位的公益性服务活动。是的，只有在自由的空间里，草根的思想才会不受禁锢地交流碰撞，才会激发出创新、创意、创业的灵感。

创新发展需要包容的心态。创新就意味着突破常规，就会面临挫折和挫败的风险。如果我们连这么一点交学费的勇气都没有，不能让创新的教训成为公共财富，总是让创新者 “木秀于林”，谁又会敢于“吃螃蟹”。令人欣喜的是，上海为打造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早在2013年便通过了《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这一地方性法规有两大亮点，一是设立“改革创新奖”，对改革创新有突出贡献的当地各级政府、企业、团体及个人实行奖励；二是对按程序决策实施改革创新，而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且未牟取私利的改革创新失败者，实行责任豁免。

创新发展需要理性的分析。一方面创新要关注人的现实需求，任何脱离大多数人生存和发展的创新都毫无价值。今年智利建筑学家阿拉维拉凭借“半成品的好房子”获得建筑界最高奖——普利兹克奖，原因就在于为穷人着想。另一方面创新也不能太现实，要适度关心超前的、想象的需求。目前，我国每年创新不少，便真正原始性创新、颠覆性的创新却不多，比如专利申请数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但海外申请比重却一直很低，2014年不足5%，远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在这一点上，受海派文化的影响，上海人相对而言更加重契约、守规矩、讲理性，上海从来都是“冒险家的乐园”。

二是公平、高效、开放的政务环境。

创新发展需要公平的规则。众多企业家认为，公平的市场环境比政府补贴更重要。确实，如果各种所有制经济不能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地受到法律保护，企业就不会有创新的动力。在上海，主流经济一直高度依赖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小微企业的成长空间有限，于是才有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著名的“俞氏一问”：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要实现规则公平，政府除了不能戴有色眼镜外，还必须从市场交易的直接管理者退位为市场秩序的构建者和市场竞争主体的服务者，确保竞争中立。

创新发展需要高效的服务。政府要提供高效的服务，关键是要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一方面，政府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正如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所言：“创新不是‘管’出来，而是‘放’出来的。”要推进创新发展，政府首先要“革”自己的“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要推行负面清单制度，当好“守夜人”。政府要管住底线，如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食品卫生、社会信用等，只有触及底线的才是政府应管的事；否则，政府不应介入，不应干预。这样，市场主体在遵纪守法的情况下，就不用花成本与政府打交道，政府也可大幅减轻负担。

创新发展需要开放的理念。曾经有一个现象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中国2001年加WTO，实现了十余年的长足发展，但是同时入世的有些国家却并未如此。曾参与入世谈判的中国原外贸部部长石广生这样解释，中国加入WTO后的两三年时间里就修改了3000多条法律法规，在适应规则的同时也成了规则的受益者。如今的上海，正以浦东开放为龙头，以上海自贸区建设为载体，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建立起既符合国际规则又适合国情的经济制度和市场环境，努力解决商务成本居高不下、土地等资源制约突出、环境承载能力接近“天花板”的发展窘境。

我相信,有了自由、包容、理性的社会环境,公平、高效、开放的政务环境，中国创新发展就有了源头活水，中国就一定会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