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和发展湖南方言文化

第16期党派班民进课题组

执笔：彭泽润，邱盼盼

方言是中国现代语言的特色。尽管从历史角度来看，汉语复杂的方言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但是在社会迅速进步的当代中国，保护和发展方言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内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主办的“第11届国际母语日活动”，2010-06-1~18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开展。我们应该越来越重视母语，包括方言形式的母语。下面我们主要拿长沙方言做例子，论述怎样保护和发展湖南方言文化。

随着普通话的普及，长沙方言跟其他汉语方言一样，已经逐渐远离我们，使我们失去了母语的家园。《长沙晚报》2010-08-05发表了宋元写的文章《正在消失的长沙话》，非常值得我们思考。文章说：

“我住的这个单元有好几十户。大家平日碰到，虽不多话，也还是打个招呼，以示礼貌。好家伙，这一声招呼，结果就打出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效果来了——统统的普通话——当然非常塑料。这是为什么呢？……外地人讲普通话倒也罢了，土生土长的本地年轻人讲不好长沙话，似乎也成为趋势。比方我女儿。她出生在省人民医院，正宗长沙人，但她讲不好长沙话。从幼儿园起老师就要求讲普通话，一直讲到今天，许多不常用的长沙词语她几乎都听不懂了。我感觉她像被洗了脑样的。平常，她跟我扯谈，头几句可能还是长沙话，讲着讲着，不知不觉就变了普通话。我一般虽不做声，但心里其实有点不痛快，也不晓得为什么就不痛快。偶尔她带同学来家里玩，一大帮，横吵直吵，全体普通话。要是他们闹得太凶，我还只轻言细语劝她两句，她扭头就跟同学讲起英文来。英文我自然是听不懂的，但猜得出那意思一定是在对抗我，甚至嘲讽我。这就不只使我不痛快，简直还搞得我有脾气了。我的孩子居然讲不好长沙话，她主要讲普通话跟英语，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在我看来，长沙话，或无论哪个地方的方言，都有存在的理由，都自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远不只是个语言问题。如果把这件事放在信息时代、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上来考查，它就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为什么不大大方方讲长沙话呢？长沙人的自信到哪里去了？……如果我们爱惜长沙，那就要爱惜包括长沙话在内的所有地方文化元素。如果我们热爱家乡，那每个人就有理由更大声地讲出自己的家乡话，不管你的家乡是哪里。一个美好的城市，不仅仅在于马路的宽度和地铁的快速，还在于要保留和创造丰富多彩相互交融的多元文化。这是我对长沙的一点期盼。”

因此，在普通话成为强势交流工具以后，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挽救长沙话及其方言文化。

2010年7月25日中国广州发生“保卫粤语”的游行，上万人为了方言地位进行和平示威。这在中国语言生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案例。我马上联想到《晨报周刊》记者周晟2010年7月18日打电话给我要就方言问题采访我。当时也巧合，我带学生在湖南江永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只好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书面采访。

这些年，我带领或者指导我的研究生多次去江永，除了调查汉语罕见的方言文字——女书，还对复杂的江永汉语方言做了调查。我第一次去就对全县抽样调查了声调情况，结果让人惊奇。调查了31个点，发现整个湖南的4套（4个，5个，6个，7个）声调在这个县浓缩分布着。因此，保持语言共同化和语言多样性的生态平衡这里典型地表现出来了。

方言和普通话都是交流工具。如果不严格区分语言和方言的地位，我认为普通话和汉语其他方言都是方言，地位平等，都是我们的母语或者第一语言。只要不是从小说北京话的，那么普通话可以说不是母语。但是，普通话是我们跨越方言界限的代表方言，往往是第二语言。如果说第一语言是主要的思维工具，那么第二语言可是说是主要的交际工具。第一语言不只是思维工具，还是传递情感的工具，因为第一语言就是母语，是从小接触到的。有个中学生说：“方言像妈妈一样亲切，彼此用相同的第一语言交流的人往往更有自信，关系也更亲密了”。有个研究生说：“我们寝室有两个北方的同学就深有体会，她们说跟自己老乡用家乡话交流的时候就是感觉特舒服自在，那种感觉很好。老师您提议采取措施保护长沙方言是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方言是地域文化的结晶，在今天普通话越来越普及，方言使用人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理应作为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

推广普通话是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必然冲击方言。在公共场合一定程度地强制推广普通话也是必要的，但是要循序渐进，适应语言生态平衡的发展状态。语言权利跟任何权利一样是相对的。宪法规定“各民族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同时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学校肯定是普通话场合。因此，高考用文言文，不用普通话写作文是违背宪法和《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

虽然推广普通话与“鄙视自己的母语”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用普通话来交流也并不一定妨碍亲人之间“传递情感”。但是，方言的形成和发展，真正地体现了地方的历史，方言词语也准确地记录了地方的风物。方言直接保存了不少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例如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

然而，为了片面地推广普通话，从幼儿园开始，不少中国的老师就要求幼儿放弃母语使用普通话，还要求孩子“即使在家里也要说普通话”，而老师往往是孩童最敬佩的人，这样会在儿童幼小的心灵种下鄙视自己母语的种子。在这种情况下，长沙方言在未来有没有消亡的可能？有的家长都不让方言环境的孩子学方言。这是矫枉过正。只要有方言环境，我们应该在学习普通话的同时鼓励孩子先掌握方言。这样会给孩子多一条思维的道路，有利于智力开发。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一章第二条第二项规定，第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就是“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长沙方言和全国所有方言一样，应该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

保护长沙方言就是保护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化符号。长沙方言有湖湘文化的结晶，例如“霸蛮”体现吃苦耐劳的坚毅性格素质。方言体现了历史上不同民族或者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域的人的迁移和交往的历史。每个词都浓缩着这个群体的智慧和情感。

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保护了普通话、规范汉字和汉语拼音在全国通用交流场合的语言地位，但是没有确立非通用语言的法律保护问题。为了促进普通话和长沙话和谐相处，我们建议长沙市政府责成长沙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筹备，选择时机召开全市语言工作会议，纪念和落实国家语言法律，从以下方面采取具体措施：

（1）落实语言法律细则。制定法律实施细则，宣传正确的语言生活态度，明确场合分别要求或者鼓励使用普通话和长沙方言。一方面继续推广公共场合的普通话，例如，从2010-07-04开始，长沙市公用局客管处要求长沙34家公共客运企业服务热线的礼貌用语全面统一，让以往可能在电话中使用的长沙方言完全在这些服务热线中消失。一方面鼓励其他可能的场合说长沙话。

（2）加强热爱长沙方言的宣传。半个世纪前，说普通话害羞，那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鼓励说普通话。现在是普通话和方言并存，和谐发展的时代，我们应该鼓励在法律许可的场合尽量使用方言了。目前有些中学的广播通知还在使用方言，不应该。例如，我现在在江永第一中学调查方言，学校早操后领导训话和播送通知，有一个领导用方言。根据另外一个说普通话的领导的信息，这个说方言的领导不怎么会说普通话。这种局面应该尽快改变。但是有的人回到老家也不说家乡方言，甚至说自己工作地点的方言，也不应该。因此，我们应该创作方言文艺作品，用国际音标配合汉字采集地道的民间方言文艺作品等方式进行保护。报刊可以举办“方言词汇及其文化”的栏目。

（3）建设长沙方言有声数据库。为了弥补即将消失的方言资源，目前中国语言资料有声数据库工作已经启动，上海、北京、江苏等地方已经试点。例如2012-11-28北京库建设项目开始采集原始数据，在1941-1950年阶段出生的“老北京”中，对58位初选者进行选拔，最后确定了7人成为北京城区方言的发音人。北京话这种最接近普通话的方言也在做有声数据库，我们湖南这样非常有特色的方言更加应该急起直追。在湖南，长沙这个省会城市应该带头。因此，为了从语言的历史深度建设长沙文化，我们建议长沙市政府投入资金，组织专家建设长沙方言有声数据库。

（4）加强长沙方言做媒介的地方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政府应该把用方言做媒介的文化载体，例如民间文学（包括民间谚语、歌谣和故事，口述历史如民族史诗）、民间音乐（特别是民歌）、地方戏曲、地方曲艺等，都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加以保护。这样，在保护花鼓戏、湘剧、长沙弹词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同时，它的主要媒介“长沙话”也应得到相应的保护。

（5）加强长沙方言的科普和研究。一方面长沙人向普通话逐步靠近，另一方面一些外地在长沙工作的人自学长沙话，又说得很不地道。这样的塑料长沙话在高等学校、机关等社群中互相影响，最终会引起长沙话变质和混乱。不如编写规范的长沙话手册和音像教材给需要的人自学，尽量保护长沙话的纯洁性。完善《长沙方言词典》，适合长沙话的现实规范。

（6）开展方言知识教学。利用方言科普成果，在基础教育中适当增加长沙方言这样的乡土教材内容，开展方言和普通话及其文艺作品的对比学习和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