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民族革命的理论探索

20世纪上半期，在民族革命的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中，成长于近代中国政治边沿的共产党，经过不断探索，选择了一条“自下而上”的、结合民主革命的“中国化”的民族革命实践途径，取得了成功，显示出巨大的政治能量。本文即拟从政治思想的史学角度，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共产党民族革命的理论探索做一初步梳理，以期总结中国共产党民族革命的理论特色，并获得某些启示。

一、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相结合

近代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往往是以革命的方式反帝、反封建、反分裂割据，建立统一民族国家为主题的。^[1]

1921年，中国共产党即在其第一个纲领中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消灭阶级差别，^[2]表达了崇高的救国理想。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所提交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初稿》和《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报告》，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规定了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战略方针。^[3]根据列宁的理论，殖民地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民主革命阶段，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要实现这一任务就必须结成反帝的联合战线。以是，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上，提出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相结合。这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革命理论探索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从“二大”发表的宣言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革命理论可以有以下两个理解向度。其一是，进一步明确了民族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世界帝国主义。宣言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使中国丧失了政治、经济独立和领土完整，中国社会“事实上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就只有走民族革命道路。另外，封建军阀也是中国民族革命的重要对象。因为中国军阀政治的幕后，即是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帝国主义“利用唆使”中国“军阀官僚”，造成中国“内乱”和“战争”，“军阀们一方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唆使，一方为自己的利益把中国割据得破碎不全”，“中国政治上一切纠纷内哄的复杂基础”均在于此。因此，“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就永远不能实现。^[4]

其二是，“二大”为未来的中国设计了一个民族独立、统一、民主共和国蓝图。通过分析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5]以此，中国共产党表达了关于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认识：以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实现民族革命求民族解放；以打倒军阀的民主革命求国内和平与民主。其目标指向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民主共和国。

“二大”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思想，分析了国际形势的特点和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在中国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6]应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彻底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相结合的纲领，它“解决了中国近百年来革命运动中没有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7]——确认中国的反动势力只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把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联合在一起”作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要能取得成功，就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下手。这无疑为近代中国历史情境中的民族革命确立了具体的内容，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又在理论上就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作了进一步分析，将两者统一起来。他说：要使“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我们就必需“和全国人民更大地发展抗日和民主的运动”，“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8]因此在中国，必须立即实行两个方面的改革：一、“将政制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二、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基于此，“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9]

二、“自下而上”的民族建国取径

1922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了反帝反军阀统一战线，“正式揭开了国共合作共掀民族运动高潮的历史”。^[1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此际国共两党在建立统一、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问题上有着相当的一致，但在民族革命的路径选择和组织民族国家的方法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却有别于国民党民的“精英”取径，选择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民族建国途径。^[11]

1925年，中共“四大”明确了无产阶级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得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约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特别重要。“民族争斗的力量之发展”，“恒依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阶级争斗的力量之发展为正比例，不但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并抵抗新的反动势力，进行自己阶级的革命”。^[12]

随着“五卅”运动、省港罢工等民族运动高潮迭起，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文章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在此基础上概括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并提出了他的建国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而非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毛泽东认为中国所进行的革命是“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其目标是“建设一个各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13]在民族革命阵线构成中，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它和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合作构成“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的主体，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不是国家的主体，但却是组成国家的一分子。

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重挫。然而，中国共产党却通过这次挫折，获得了对农业中国及其民族革命道路的真正知识，认识到组织和运动广大工人、农民，转向独立自主的政治实践之重要性。“八七会议”和秋收起义成为这一认识转变的行动标志。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六大”再次指明,“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一、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底真正统一。二、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度，实行土地革命”。^[14]显然，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逐渐突出了“自下而上”民族建国取径的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先后通过《<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体系。实际上再次从理论上阐述了“自下而上”的民族革命道路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他强调，在革命中农民是“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这种革命要求无产阶级“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15]

显然，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指导下，依靠下层民众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更能组织、动员起最广泛的社会力量进入到民族建国的政治程序中，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充分表达了民族革命的基本内涵，突出了对国家主权、人民主权和民族国家利益的维护，以及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在体现其“自下而上”的民族建国道路的同时，又从理论上确立了民族国家及其政治组织和结构、经济和文化的建设方向。

三、从“俄化”到“中国化”的民族革命道路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革命，从理论到实践，一开始就受到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影响。

如前所言，早在1920年，列宁和共产国际就提出了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纲领和策略路线。根据会议精神和列宁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同时也出于保障苏俄东方安全的战略需要，共产国际加强了对东方国家民族运动的领导。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中国，这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民族革命关系的开端。而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则由此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1921-1922年中共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四大，接触到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策略，尤其是，大会根据中国现实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需要，提出了建立国共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策略，对中共提高关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认识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必须承认，苏俄和共产国际明确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和纲领，并立足于中国现实政治，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有效联合，以组织、发动中国社会各阶层力量加入民族民主革命，有力推动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事实上，国共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目标的基础上实现了合作，于1920年代中后期掀起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高潮。应该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得益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指导以及经济、军事上的实际援助。

但是，亦应说明，苏俄的民族利己倾向和共产国际的路线策略，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的理论探求和实践中绕了很大的弯道。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就认定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16]是一个“多阶级联盟”的“真正的政党”，^[17]中国“应该依靠国民党”。^[18]这一论断，无疑提示中国民族革命的主导权，应交由国民党掌握。然而，以今后见之明视之，在理论上，共产国际显然教条化了列宁关于殖民地民族革命理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实践上，直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妥协退让，推促了国民党新右派力量的增长并公开背叛联合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使中共及其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遭受巨大损失。

1927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进程都是“无间断的革命”，“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19]据此，中共确定了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提出了“为保卫苏联而战争”的口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形势摆到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动，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前进”。^[20]但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却从自身利益出发，认为日本强占“满洲”，不仅是“对中国革命的战争”，也是“对我们的战争”，是“进攻苏联的序幕”，因而要求各国共产党以“组织和领导工农与全体劳动人民，以保卫中国和中国革命，保卫各国工人的祖国――苏联”作为最重要的任务。^[21]共产国际规定中共目前的中心任务是：“领导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22]

共产国际严重脱离了中国实情的指示，却为王明等忠实地执行，主张在中国“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23]“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24]他们认为要真正实现民族革命战争，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对统治”，这是“实际去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前提”。^[25]

显而易见，共产国际和苏联东方民族革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自身民族利益的考量。就此而言，它背离了列宁关于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纲领和原则，偏向了民族的利己主义。随着欧洲局势的恶化，苏联希望中国拖住日本以不致使自己陷入日本和德国的东西夹击之中。后来在共产国际“七大”上，苏联又要求各国共产党在战争爆发时，“采取一切手段和不惜任何代价协助红军战胜帝国主义军队”，要求各国共产党，当然包括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虽然“保卫苏联”明显不符中国具体实际，但中国共产党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民族革命的路线和策略上，却很好地响应了苏联和共产国际指示与要求而使自身陷入被动。因此，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改变以“保卫苏联”的动员方式，不以捍卫本民族国家和人民利益来动员和组织最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将难为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其民族革命的基础将发生动摇，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政治目标将难以实现。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要求“中国化”的民族革命路径选择。

其实，这一“中国化”的努力在1920年代即已开始。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就已基于具体国情，从理论上探索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道路。1935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民族革命理论探索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一如莫里斯·迈纳斯所言：“共产国际的梦魇般的精神包袱”才终于被抛弃，^[26]对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莫斯科并不是革命智慧的唯一贮藏所”，^[27]中国的民族革命应有自己的任务、路线和策略。

在日本入侵中国造成空前的民族危机，而苏联和共产国际仍表现出民族利己主义，要求中共完全服从苏联民族利益需要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从中国民族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努力调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倾向，克服“俄化”影响，以适应高涨的民族情绪，逐渐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1935年中共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随后毛泽东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情况下，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28] 1938年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而战”，“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29]在这里，毛泽东明确了“中国化”的民族革命的要求和基本内涵，从理论上解决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矛盾，对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革命政治实践具有理论的指导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和共产国际亦主张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民族战线。但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问题上，苏联一再认为国民党应为统一战线的主体和领导者，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心应在国民党。针对共产国际这一错误认识及其在中共内部所造成的思想混乱，毛泽东等人进行了坚决批判，强调：“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完成”。“依现时的情况来说，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30]在当前的情况下，“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是一致的。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要求“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的抗日的民族斗争”，但这并非意味在民族斗争中就应该取消阶级斗争，而是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了起来”。“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3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1938年9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否定了苏联、共产国际和王明等的“只联合，不斗争”的观点，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中共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方针。有学者将中共这一“中国化”民族革命模式称为“全民民族主义”，指出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明显有别于国民党所奉行的“精英路线”。^[32]这一贯彻“民主政制”的民族革命，动员、鼓舞了全民参与抗战，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33]

由上分析可见，中国共产党民族革命，从理论到实践，从工具到目标，包括民族革命的实现途径、民族国家架构、政治制度构成、民族与阶级、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等等，经历了一个从受苏俄影响到“中国化”的曲折过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民族民主革命，实际意味着，中国人民有权力而且也应该按照中国的实情去选择民族解放途径，中国的民族革命应该有中国自己的模式和发展道路。这样才能实现一个民族国家的真正解放，民族革命理论才能有效地支撑一个独立、主权和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至1949年建立新中国，这标志近代以来中国最主要的民族革命任务得以完成。中华民族解放的历史实践证明，是中国共产党真正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民主进步的道路，真正地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对内对外的复杂的民族问题：对外驱除了近代以来外国列强对中国各民族的侵略、奴役和掠夺，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对内消灭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历史上存在的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制度。这在民族革命的理论建构和具体的社会政治实践上，结合了民主革命的主题，摆脱了“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影响，克服了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或其残余，按照中国实情建构了自己的民族解放模式、“自下而上”实践道路和具体切实的政治诉求，体现出了民族革命的理论特色。中国共产党具有自身特色的结合民主革命的民族革命理论一直到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

注释：

[1] 徐迅.民族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40.

[2][4][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5.

[3] 列宁.列宁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2，334.

[6]林茂生.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102.

[7] 吴雁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三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28.

[8][9][28][3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74,253-257,152-155,261-262.

[10] 唐文权.觉醒与迷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22.

[11] 郑永年.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153.

[12]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A].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3-75.

[13] 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N].政治周报(第4期).1926-1-10.

[14] 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11.

[15][29][3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7-645,520-521,538-540.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76-77.

[17] 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9.

[18] 达林.中国回忆录（1919-1927）[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56.

[19]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C].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363-380.

[20]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110.

[21]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66－188.

[2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C].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21.

[23]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Z].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99.

[24][25]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31,47.

[26][27]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45,34页.

 [32] 池田诚编.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M].求实出版社1989:31.

 [33] 罗福惠.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