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形象的古典想象和现代重塑

一、湘西：漂移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行政版图

　　历史长河中的湘西，是一个漂移的湘西：小湘西，大湘西，泛湘西。

　　1、小湘西。即湘西州，统辖8县市，首府吉首。奇异的山水风物，浓郁的民族风情，独特的地域文化。比如：烟雨迷离的凤凰古城，有惊无险的天下第一漂猛洞河，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800年土司古都老司城，北俑南简相提并论的里耶秦简，赶尸，放蛊，落洞，梯玛神歌，茅古斯舞蹈等等。

　　1988年张家界独立建市以前，湘西州还包括现在张家界市的桑植县、永定区、武陵源区大部分。《魅力湘西》之纠结。

　　2、大湘西。民国时期的湘西。包括现在湘西州的全部，怀化地区的全部，邵阳地区的一部分，常德地区的一部分，张家界市的大部分，一共20多个县市。奠基于满清康熙乾隆年间对湘西基本完成改土归流以后。建辰沅永靖兵备道，湘西行政辖区基本确立。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山脉纵横，河网密布，著名的山脉有武陵山脉、雪峰山脉，著名的河水有沅水、澧水，河水占了湖南四大水系的两个水系。

　　3、泛湘西。民国以前，并由此上溯到渺远蛮荒的神话传说时代的湘西。泛：一是宽泛，二是模糊。就其宽泛程度而言，约略相当于传统所说的湘鄂渝黔边四省市边区，相当于新近发明的武陵山片区。宽泛即意味着模糊，边界划分不清，位置指称不明。在各种文献典籍中，先后被叫做夜郎、牂牁、五溪、武陵。这些地理概念的准确含义和精确位置，非常模糊，比如“五溪”。

　　秦汉以前的典籍，一般都把湘西笼统囊括在南蛮、荆蛮、蛮荆、荆楚、楚蛮、三苗等概念中。这一方面根源于秦汉以前的人们对边远的湘西所知甚少，另一方面根源于此时的湘西的确荒无人烟。有趣的例子：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

　　二、蛮、匪、世外桃源：古典湘西形象想象的三个套话

　　套话，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核心概念和范畴。作为名词，在日常生活中，是指公式化、模式化、大众化的话语。表示客气的套话叫客套话，比如你好、谢谢、再见、对不起等。会议和庆典的套话通常有：热烈祝贺、亲切慰问、衷心感谢、丹桂飘香的金秋佳节等等。套话的恶化形式，是面目可憎的大话空话假话。

　　作为比较文学形象学核心术语和范畴的套话，是指在人们的想象中反复出现的、具有普遍象征意味和鲜明识别功能的形象或话语，比如:小日本、日寇、日本鬼子、严谨的德国人、浪漫的法国人、绅士风度的英国人、犯罪的黑人、纯朴的湘西人、奇异的湘西民俗、绝美的湘西风光等等。

　　自称“湘西老刁民”的黄永玉先生，在其著名诗集《一路唱回故乡》中有这么一首有趣的诗：“看凤凰人的眼睛，你明白什么是忠诚。看凤凰人的身段，你懂得什么叫辛劳。看凤凰人的脚，你知道什么叫千山万水。看凤凰人的手，你知道什么叫灵巧。看凤凰人的头发顶起了帽子，狗日的！你不跑更待何时？”。

　　阅读鉴赏能力还不是很差劲的读者，通过这首诗，应该能够准确识别这显然是湘西蛮子写的，是写湘西蛮子的。1982年5月，在吉首大学陪同沈从文先生的时候，作者说自己和湘西人：“不仅属湖南蛮子，还是湘西蛮子，算是蛮子中的蛮子，蛮子精！”

　　前些年，有这样一个很有影响的说法：“湘西在哪里？湘西在沈从文的书里，在黄永玉的画里，在宋祖英的歌里”。似乎应该接着说：湘西还在贺龙元帅寒光闪闪的菜刀里。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看来，沈书、黄画、宋歌、贺刀，是在人们的想象中反复出现的、具有普遍象征意味和鲜明识别功能的湘西形象套话。

　　千百年来，在湘西形象的古典想象中，形成了三个意味深长的套话。

　　1、蛮。

　　从字形结构看，蛮，亦虫，是一种虫豸。

　　《山海经》描绘的蛮，是一种很漂亮的鸟，名叫“蛮蛮”。

　　《诗经》有：“锦蛮黄鸟”，蛮似乎是一种极其华美的鸟，也许就是湘西山区经常能够看到的名贵的金鸡。

　　《说文解字》的解释是：“蛮，蛇种，狄，犬种，不同物也”。

　　早在先秦，中原华族，以自我为中心，对周边的各个部族就进行了各种匪夷所思的想象，东边的被想象为夷，北边的被想象为狄，西边的被想象为戎，南边的被想象为蛮。

　　汉代以前，湘西蛮被笼统囊括在南蛮之中，被称作三苗、有苗、苗氏、荆蛮、楚蛮等等。汉代以后，湘西蛮被特称为武陵蛮、五溪蛮、盘瓠蛮、土蛮、苗蛮等等。

　　在中原华族的想象中，包括湘西蛮在内的南蛮，第一个显著特征是：语言像鸟语，说话像鸟叫。孟子说：“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鴃舌就是鸟舌，南蛮长的是鸟的舌头，不是人的舌头，所以说话结结巴巴，叽叽喳喳，没法听懂。

　　二是怪异丑陋的长相。《山海经》描绘：“西北海外，里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氏”；描绘苗族首领驩兜：“人面鸟喙，有翼，杖翼而行”；《述异记》描绘苗族首领蚩尤：“耳鬓如剑，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清代官修湘西方志：“苗民黎黑，语言不通”；“苗蛮乡居野处之民，类皆鄙恶，蓝缕帕首束腰，状貌不可近人，故历代以化外例之”。

　　三是凶悍的性情。先秦《大戴礼》中，还有这样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南辟之民曰蛮，朴以信”。到清代官修湘西方志中，就几乎全是负面唾骂之辞了：“旧时之苗，不读书识字，蠢然如鹿豕”；“曰生苗，以其强悍不通声教”；“苗本豺狼，难责以人道”；“苗性犬羊，何知信义”；“苗性贪残，不知法纪，杀人夺货，视为泛常”；“自古苗民逆命，叛服无常”；“犬羊之性，固不可测”。

　　2、匪。蛮着眼于文化，匪着眼于法律和政治。蛮是不通声教，文化落后，性情蛮野；匪是杀人越货，刑事犯罪，是政治敌对，你死我活。

　　湘西人由文化之蛮沦落恶化为法律政治之匪，较早的记载见于《后汉书》：五溪蛮、武陵蛮“时为盗寇”。如果说，此时的盗寇是刑事犯罪和政治敌对兼而有之的话，那么，到了清代官修湘西方志中，随处可见的“苗匪”一词所蕴含的，就纯然是你死我活誓不两立的政治敌对了。

　　这种纯粹政治意义上的匪，一直延伸到近现代更其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之“粤匪”，义和团之“拳匪”，国共之“共匪”、“蒋匪”，均只具有政治意义，不具有文化意义和法律意义。湘西地方武装，当其被民国政府所清剿，则曰“义军”，曰“起义”，当其被民国政府所收编，则曰“土匪”。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土匪，居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尤其是影视艺术中的一道极其炫目的景观。《擒魔记》、《武陵山下》、《湘西剿匪》、《荡匪大湘西：湘西剿匪纪实》、《乌龙山剿匪记》、《湘西剿匪记》、《湘西匪事》、《武陵山剿匪记》、《智擒魔头》、《血色湘西》、《湘西往事》、《湘西匪殇》、《拯救女兵司徒慧》、“湘西三部曲”之《湘西喋血记》《湘西恩仇记》《湘西剿匪记》等文字和影视作品，使湘西土匪成为青春永驻的“匪事明星”。

　　3、世外桃源。对世外桃源的迷恋和追寻，也许是古今中外的人们所普遍具有的一种精神心理情结吧。只要人们持续被“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所困扰，那么，这也许就是一个永远化解不开的永恒情结。

　　在西方，世外桃源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培根的《新大西岛》，是《鲁宾逊漂流记》的蛮荒之岛，是《消失的地平线》的香格里拉。

　　在中国，是庄子的“至德之世”、“赫胥氏之时”、“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是儒家经典中的“大同之世”。

　　所有这些关于世外桃源的奇情异想，美则美矣，但是就是太飘浮，太虚幻，如果能在现实生活中搜寻到这么一块可以触摸的土地那该有多好！谢谢陶渊明慧眼，谢谢陶渊明抬举，谢谢他老人家酒醉心里明，把这块可以安放人的精神和灵魂的土地派给了我们湘西。一篇妇孺皆知的《桃花源记》，一夜之间使蛮野荒远的湘西做了世外桃源的形象大使和形象代言人。从那以后，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说：“全中国的读书人······命运中注定了应读一篇《桃花源记》”。从那以后，中原华族对湘西形象的塑造和想象，除了蛮和匪，世外桃源成为极其重要的第三个选项。

　　唐代诗坛大佬：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都没到过湘西，但是都想象过湘西，都把湘西想象描绘成为落英缤纷魂牵梦绕的世外桃源。

　　李白：“我来酌清波，于此树名园。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

　　杜甫：“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

　　王维：“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

　　白居易：“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歌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

　　刘禹锡来到过湘西的边缘常德，因此对湘西土家美女可谓是一种近距离的观看：“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王昌龄则深入到湘西腹地黔阳，一方面因为是贬官流放，心情郁闷，另一方面则可能因为切身领略了湘西世外桃源究竟是怎么回事，因此，他的诗歌所想象和描绘的，是湘西“令人忧愁”的美丽，情感情绪基调颇似千年以后的沈从文。

　　唐代以后，宋元明清，历代文人墨客，没有不把湘西想象描绘为落英缤纷的桃花源的。1988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视察张家界，提议把张家界核心景区命名为武陵源，这就等于把陶渊明的武陵源往湘西腹地前推了数百华里。近年来，中外游客直奔武陵源蜂拥而来，大家心中也许普遍怀有一个世外桃源想象和梦想吧？由此可见，千年前陶渊明的那个世外桃源想象和梦想是多么深入人心！

　  三、艺术重写、生活重造:湘西形象的现代重塑

　　追溯历史长河中漂移的湘西，反思湘西形象的古典想象，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终极目的是：在现代性语境下，根据现代性需要，着眼于现代性问题意识，在革命性的艺术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对源远流长的湘西形象进行现代性重塑和重写。

　　1、艺术重写。辛亥以后，尤其是五四以后，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潮流推动下，在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口号煽动下，古老的中国文学，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新的语言摧枯拉朽，新的体裁不断实验，新的作家雨后春笋，新的形象纷至沓来。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学盛宴中，我们睁大了眼睛，期待着新湘西形象的闪亮登场。

　　历史折磨湘西，老天偏爱湘西，一双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把沈从文从凤凰推到了北京，推到了上海，推到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前台。在沈从文的生花妙笔中，在沈从文的沉重叹息中，在人们的惊叫和尖叫中，超越于蛮、超越于匪、超越于世外桃源的新湘西形象翩翩降临，如约而至，我们的期待才没有落空。因为有沈从文，我们觉得在新文学中，湘西形象理所当然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假设：如果没有沈从文，湘西形象又该是什么样子呢？这样一假设，我们也许会被吓出一身冷汗！

　　沈从文对湘西形象的艺术重写，首先面临的，是对源远流长的传统湘西形象的改写、反写、颠覆。首先是对蛮夷湘西形象、土匪湘西形象的改写、反写、颠覆。沈从文说：在日常生活中把湘西人视作“苗蛮土匪”，在文学艺术中把湘西人塑造为“苗蛮土匪”，“这是湘西人全体的羞辱。每个人都有涤除这羞辱的义务”。

　　沈从文所作的这项“涤除羞辱”的“义务”工作，第一步，指出这是一种误解，一种传言，一种偏见，一种蔑视，是根源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不平等的人格的不平等，人格的不尊重。沈从文一辈子，就像一个可怜的被冤枉的文化被告，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说明、解释、辩污工作。

　　第二步：是从这些“苗蛮土匪”身上发掘出现代中国新人极其缺失的高贵的精神气质、丰富的情感世界、独特的人格个性。沈从文说，这些所谓“苗蛮土匪”，具有“原人的性情”，“古典的热诚”，“永远的天真”，“游侠的精神”，“浪漫的个人气质”，“原始的宗教情绪”，他们才是“真人”、“妙人”、“活鲜鲜的人”、“才像个人”。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就有“新民”文化传统，《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止于至善”；长沙河西湖南师大旁边，有一条“新民路”；年青毛泽东在省一师读书的时候有“新民学会”。中国现代“新文学”，本质上就是“新民”，就是通过新文学造就出与中国现代性相匹配的现代中国新人。在这场特殊的“新民”运动中，来自绍兴的鲁迅给我们贡献了一个“狂人”，“狂人”重在批判，重在破；而来自凤凰的沈从文则给我们贡献了一个“原人”，“原人”重在建设，重在立。

　　沈从文对古典湘西形象进行艺术重写的第二方面：是对“世外桃源”形象的改写、反写、颠覆。在我看来，沈从文乃是世外桃源湘西形象的最后一个守望者和最初一个重写者。由于沈从文是从湘西世外桃源出走逃离的，在那里切身经历了“痛苦怕人生活”，因此，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比沈从文更加深深地知道，一方面，这个世外桃源正在现代化城市化大潮的冲击下成为一道永不再来的风景，成为一个忧伤凄美的回望和回忆；另一方面，这个所谓“世外桃源”，其实乃是坏蛋与豪杰的融合，野蛮与优美的交织，残忍与温柔的合一，人性与神性魔性的杂糅。这样一来，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外桃源便具有一种独特而浓郁的忧郁气质。我作过粗略统计，在薄薄一册《湘行集》里面，沈从文至少在十多处地方反复表述过这种莫可名状的忧郁。沈从文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感叹：“美是愁人的！”这虽然使我们有点抓狂，但值得细细回味反思。

　　2、生活重造。马克思说：“过去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但是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在我看来，在湘西形象的现代重塑中，较之艺术重写，生活重造是基础，是前提，是根本。在革命战争年代，狭小、落后、封闭、偏远的湘西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贡献了一块根据地，贡献了一个方面军，贡献了一个元帅，贡献了一首送别红军的《马桑树儿搭灯台》，我以为，这是湘西儿女在血与火的生活实践中对湘西形象的最重要、最光彩、最具有影响力的现代重塑和书写。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湘西各族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文化先进进行不懈的探索，则是湘西形象现代重塑的新篇章。在当下“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后现代新潮中，凤凰古城、德夯苗寨、矮寨大桥、《魅力湘西》的歌舞、《天门狐仙》的灯光、宝峰湖憋气的蛙人、天门洞呼啸的飞机、吸纳了民族地域元素的超豪华五星级宾馆、市长在上海世博会上推介的空气，凡此种种，无一不是湘西形象现代性重塑的神来之笔!

　　 最后，请允许我用沈从文先生的下面这句话结束我的演讲：“这只是一个传奇的起始，不是结束。然而下一章，将不是我用文字这么写下去······而是要实现一种更新时代的牧歌！”

（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