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提出与当前讨论的主要观点

　　内容摘要：“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进入高收入社会的发展现象，是一国在发展阶段跃升过程中发展战略转型失败的结果。这个问题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较少系统分析，但最近几年得到全球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政策研究界的关注，相关理论分析和政策讨论正在逐步深化。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发展阶段

　　在有关各国经济发展史和经济政策的讨论中，“中等收入陷阱”有一定的比喻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国家从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殊问题。本报告简单回顾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政策议题引起关注的历史，还原这一概念的理论源流与内容实质，力图准确把握“中等收入陷阱”的确切含义并阐释其政策意义。

　　一、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发展陷阱”

　　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自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按世界银行2008年分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小于97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976～11906美元之间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其中，在976～3855美元之间为下中等收入国家，介于3856～1190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国家；超过1190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按此标准，2008年全球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有66个共10.7亿人，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有101个共46.5亿人，而低收入国家和地区有43个共近10亿人（见表1）。

　　处于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等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面临不同的发展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多年难以实现增长，往往被认为陷入了增长陷阱。多年来，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研究和分析全球发展问题时，往往更多关注的是低收入国家如何启动经济增长，跳出“低收入发展陷阱（low-income development trap）”或“贫困陷阱（poverty trap）”。相对于关于“贫困陷阱”的研究而言，一个国家如何顺利度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而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还是比较新的课题，没有得到系统研究。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逐渐得到关注和重视。

　　表1 世界银行对各国发展水平的划分标准（2008）

　　注：收入标准按照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的数值（单位：当年美元）划分，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2010（World Development Index）。

　　二、世界银行最早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近代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绝非易事。从1950年以来，全球超过100万人口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日本、中国香港、韩国、沙特、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跃升到高收入行列。

　　2007年，世界银行组织了对东亚经济体在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绩效和未来发展前景的研究，并发布了《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报告：危机10年后的状况》两份报告，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东亚国家未来发展中要特别关注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World Bank，2007a，b）。报告指出，“历史显示，许多经济体常常都能够非常迅速地达到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但是只有很少的国家能够跨越这个阶段，因为要实现这一跨越所必须的那些政策和制度变化在技术、政治和社会方面更复杂、更加具有挑战性”。图1清楚地表明，拉美主要大国经过100年的发展，仍然没有走出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东亚几个领先经济体却在二战后保持50年持续增长，成功地从低收入国家平稳地经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而达到高收入水平；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目前已同拉美主要国家处于大致相同的发展水平。这些东亚发展中经济体能否摆脱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命运，成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政策议题。

　　图1 东亚和拉美国家人均GDP增长情况图

　　注：拉美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5个亚洲高收入经济体包括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东亚5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

　　世界银行经济增长委员会2008年发表的《经济增长报告：持续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战略》（World Bank，2008）虽然并没有明确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但也指出，中等收入国家会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在低收入阶段行之有效的经济增长战略将失去效力（World Bank，2008）。

　　三、亚洲国家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关注

　　随着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的发表，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人们观察亚洲高速增长经济体的一个重要角度。亚洲开发银行在2010年9月的《亚洲发展展望》中认为，资本投入是过去30年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但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亚洲主要经济体未来20年的经济增速将有较大的回落（见表2），要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进行产业升级以提高生产率。

　　表2 亚洲主要经济体1981～2030年 GDP平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2010）。

　　（一）马来西亚：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放缓硬化症”

　　持续多年经济高增长的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增长率下了一个台阶。2000～2008年间马来西亚GDP年均增长率仅为5.5%，远低于1990～1997年间9.1%的增长率。作为危机前马来西亚重要增长动力的出口部门，其产出多是低附加值的，随着有更多的国家加入“低成本、高产量”的竞争，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抵消了马来西亚的低成本产业的竞争力，使其过去的发展模式受到严重挑战。

　　图2 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绩效比较图

　　资料来源：转引自NEAC，2010a。

　　为突破日益凸显的“中等收入陷阱”，马来西亚政府提出要通过“经济转型计划”支持未来的发展，重点内容包括：激活私营领域、建立高质量的劳动力队伍而不依赖于外国劳工、完善竞争性的国内市场、加强公共领域、制定透明而且亲市场的扶持政策、建设知识经济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强化增长之源、确保增长的可持续性。马来西亚提出的新经济模式主要依靠政府改革和关键领域的战略转型（见图3）。马来西亚政府希望通过释放投资、劳动力和生产率的增长潜力，确保每年人均GDP实现6.5%的增长，十年之后人均GDP突破150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图3 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模式（New Economic Model）示意图

　　（二）越南：下中等收入国家的预警

　　越南政府在制定“2011～2020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提出了要前瞻性地预防“中等收入陷阱”。越南2009年人均GDP达到1052美元，超过了世界银行的“下中等收入”的下限（976美元）。越南从低收入发展到中等收入，主要是由劳动成本优势、外部需求和全球化共同推动的，但内生力量不足：一是东盟国家的产品进口使越南制造业面临空心化的危险；二是在越南现有的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不足以发展技术密集型行业；三是由于缺乏工商界人士的参与以及跨部门协调，越南以往的发展战略实施效果不佳。对此，越南研究机构提出，在未来2011～2020年社会经济发展中，应该以人力资本提升为核心，加快产业升级和城市化进程，并组成一个由总理直接领导的精英团队，负责统筹各个部门制定政策。

　　四、关于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讨论

　　国外有的研究对中国长期发展的判断一直比较积极。高盛公司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7年左右超过美国[①转引自NIC，2008，第6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Fogel，2007）认为，中国将在2040年左右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对于福格尔的预测，林兆木指出，Fogel对美国科技、教育、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均未作分析，且预测建立在中美两国GDP增长率长期保持1倍以上差距的假设上，预测结果并不可靠（林兆木，2010）。

　　从人均GDP水平看，中国在2010年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很多研究将“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中国当前或未来将会面临的风险。例如，世界银行指出，中国的快速但失衡的增长导致了经济矛盾和社会压力的累积，如果搁置这些问题则有可能影响中国未来发展（World Bank，2007a）。黄益平等也认为，中国能否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能否克服以下风险：过度投资、严重依赖出口、收入分配不公平、家庭收入占比和消费下降以及服务部门发展缓慢（黄益平，2010）。楼继伟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来自于收入分配方面，拉美国家正是因为收入分配恶化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日韩却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保持了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而逃脱“中等收入陷阱”（楼继伟，2010）。蔡洪滨则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并不十分严重，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要保持一个合理的社会流动性，而最重要的渠道就是要保障所有人都能够公平地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蔡洪滨，2011）。

　　大部分学者从制度和改革的角度审视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Dani Rodrik认为中国要进一步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将面临巨大的制度问题。王志浩指出，中国所表现出的增长动力或许超越了所有仍然存在的制度问题，“但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增长速度将不可避免地放慢”（王志浩，2010）。华裔学者裴敏新提出，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乃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能会被国内腐败等问题引起的社会动荡所中断（Pei，2007）。2010年7月，《人民论坛》发表了一组文章，讨论中国如何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等系统化改革和制度建设，保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虽然迄今政府有关文件并没有明确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术语，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在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方面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未来影响因素做出了准确的判断，所大力倡导和积极实施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正是我国应对新发展阶段新挑战的战略举措。

　　五、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政策视角下的“中等收入陷阱”

　　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相关文献中，“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内容清楚、边界明确的概念。Acemoglu将“发展陷阱（development trap）”定义为一种存在经济效率损失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因为市场的失效而得以持续（Acemoglu，2009）。我国经济学家蔡昉将“发展陷阱”分为“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发展陷阱”实际上是一种均衡状态，即在一个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这个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会将其作用抵消，把人均收入拉回到如图4所示的原有水平（蔡昉，2008）。

　　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要素投入、广义的技术知识和支撑性的制度环境等，其中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进推动了经济的不断增长。那些已经达到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往往处于技术创新的前沿；发展中国家与技术前沿虽有一段距离，但离技术前沿越远，其可资借鉴的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越多，学习的空间就越大，只要制度和激励正确，经济增长就容易被启动，并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追赶发达国家。但根据“双峰（twin peaks）”假说，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趋同，只在一定生产要素和制度因素条件下成立（Quah，1996）。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随着离技术前沿曲线越来越近，后发国家因学习所带来的红利越来越小，增长速度越来越慢，如果不能通过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来支持进一步的增长，一些国家不一定会与高收入国家趋同，而是会停留在某个中等收入水平，也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图4 经济增长中的收入陷阱

　　六、经济发展史和发展阶段视角下的“中等收入陷阱”

　　英美等发达国家之所以能从低收入国家经中等收入阶段最终变成发达国家，是因为它们在不同发展阶段都处在并能推动技术前沿，不断保持经济增长动力。在从18世纪后期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到19世纪后期以铁路和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前，英美等国用大量机器操作代替手工劳动，资本密集的机器制造业和作为机器制造业基础的其他重工业得到发展；进入20世纪后，电气、能源、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和产业组织形式的变革，推动了英美等国经济进一步增长，使其始终处于全球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之列。

　　美国学者Michael Porter指出，后发国家追赶先发国家的进程，具有比先发国家发展更明显的阶段特征：第一阶段，充分利用低成本的要素，实现“要素驱动”的增长；第二阶段，通过购买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以大量投资迅速形成产业规模和提升生产率，实现“投资驱动”的增长；第三阶段，随着产业经验的积累和技术能力的增强，开始通过创新，实现“创新驱动”的增长，基本上实现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趋同。我们可以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第一阶段或第二阶段（特别是第二阶段）的较长时间内没有变化，就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图5 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与“中等收入陷阱”

　　资料来源：Ohno，2009.

　　在分析东亚国家现阶段所面临的发展挑战时，日本学者Ohno提出了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形式化的定义（Ohno，2009）。如图5所示，东亚国家经济增长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吸引外资阶段，制造业在外商的绝对控制下，如越南目前就处于该阶段。第二阶段是工业聚集阶段，即出现了支柱性的产业，但仍然受国外技术支配，泰国、马来西亚处于该阶段。第三阶段是技术吸收阶段，即已经掌握了管理能力和一定的技术，可以独立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韩国、中国台湾处于该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创新阶段，即可以实行全面创新、产品设计，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日本、美国、欧盟就处于该阶段。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多是处于阶段2向阶段3攀升的国家。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中等收入国家在发展阶段跃升过程中发展战略转型失败的结果。中等收入国家要保持持续的增长，其发展战略和增长模式必须随环境约束和需求变化而调整。在全球化背景下，高收入国家的创新能力可以和低收入国家的低成本优势互补，而中等收入国家一方面暂不具备高收入国家拓展生产前沿的能力，另一方面原有的劳动力和资源的低成本优势也难以为继，“被主导成熟产业的、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技术迅速变化产业的、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了中间”（World Bank，2007b）。因此，要“果断摒弃之前取得辉煌成就的老政策”（World Bank，2008）。

　　如果说目前东亚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那么更多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水平徘徊的原因则在经济之外，即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社会矛盾突出、政局震荡、社会混乱等。这些非经济因素既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其本身也可能是经济增长失去动力的结果，而背后最深层的原因是体制不完善。例如，经过多年经济增长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过程的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他们最终未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是经历了1990年的大变局，出现了政权解体和经济停滞甚至负增长，其中的一些国家目前才陆续走出中等收入阶段，成为发达国家。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曾经位于全球最富裕国家之列，但最终因经济和社会因素而出现增长长期停滞、社会持续动荡等局面。这些国家都是在新的发展阶段未能及时改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

　　一国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约束条件，恰当的经济政策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其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都面临重大转型，制定政策需要考虑的各种因素及可能组合变得尤为复杂，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需要适时调整，发展模式需要及时改革，从而保持动态比较优势和持久增长动力，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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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World Bank，2010a，“Malaysia economic monitor： growth through innovation”， Working Paper.

　　〔21〕World Bank，2010b，“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adate 2010： Robust Recovery， Rising Risks”， Working Paper.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刘世锦

　　课题协调人：张军扩 侯永志 刘培林

　　执笔：高世楫 卓贤